从1979年10月25日《伦敦书评》第一期问世至今,已经四十年了。《伦敦书评》是在《纽约书评》的帮助下创立的,起先作为别册搭售。这两份大刊的缘起故事在业内早已耳熟能详,《纽约书评》是在《纽约时报》罢工停摆时创立的(出版社和作者们都盼着有什么新刊物能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缺),《伦敦书评》创刊则是瞅准了《泰晤士报》集团劳资纠纷的机会——《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停刊了半年,劳资纠纷尚无解决的迹象,大教授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在《观察家》上写了一篇文章,替“这半年里所有出新书的作者”叫苦,不过考虑到他自己就有一本新书《秘密的起源》(The Genesis of Secrecy),难保不是出于私心。《纽约书评》注意到了科莫德的抱怨,立刻仗义行动,开始筹备《伦敦书评》,兼顾英国作者和读者的需求。

《伦敦书评》的创刊主编卡尔·米勒(Karl Miller)形容两刊最初的关系像“袋鼠”,《伦敦书评》藏在《纽约书评》的袋子里。大概因为寄人篱下,心高气傲的米勒总觉得《伦敦书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可,为此时常哀怨。第一期刊物销量一万八千份,可以说相当不俗了,然而第二期出街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也回来了,《伦敦书评》的销量立刻跌到了三千份(如果有广告商来问,他们就心虚地说一万五千份)。米勒碰到不如意时,老是威胁要关门大吉。

四十年后的《伦敦书评》已经成为欧洲影响最大的书评刊物,发行量逾七万六千份,现任主编玛丽-凯·维尔梅斯(Mary-Kay Wilmers)不像米勒那样爱自怨自艾,“世界对我们友善多了,宽容多了,现在的人不像以前那样吝惜赞美。四十年前像我们这样一份发行量又小、只有学术圈和左翼圈才有兴趣看的刊物,经常被笑话,被俯就。现在《伦敦书评》被形容为‘传奇’——大概人们对它的存在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从10月起,《伦敦书评》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为期一个月,包括出两期四十周年特辑,组织多场作家对谈,费伯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伦敦书评不完全史》(London Review of Books: An Incomplete History),其中收录了卡尔·米勒的笔记,许多知名作者与编辑的私信,像一本剪贴簿,既重现了刊物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没少抖落幕后的鲜活八卦。

《伦敦书评》四十年︱在兔子面前晃胡萝卜

《伦敦书评不完全史》

为了搜罗《不完全史》的素材,年轻编辑萨姆·肯辛-史密斯(Sam Kinchin-Smith)遍览了德克萨斯大学哈利·兰塞姆中心的《伦敦书评》档案,埃默里大学收藏的卡尔·米勒通信,普林斯顿收藏的弗兰克·科莫德档案,还有遍布伦敦的各家编辑作者阁楼里的私藏文件,以及采访尚健在的相关人物。

卡尔·米勒很依赖小本本,所有的工作计划比如版式安排、约稿计划、封面想法都会记在上面,每一期刊物付印后,他会把定稿的目录贴在之前手写的草稿上。从1979年创刊到1992年他离开,这样的小本本记了满满五本。

《伦敦书评》四十年︱在兔子面前晃胡萝卜

卡尔·米勒小本本里的《伦敦书评》方案

《伦敦书评》没多久就和《纽约书评》分手了,分手的理由有很多,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宣传和销售上的逻辑冲突(差不多等于左右互搏)。维尔梅斯写道:“西尔弗斯(《纽约书评》主编)要比卡尔直接得多(大部分人都比他直接),而且卡尔脑子里反讽太多,又老惦记失败的可能性,这让参与合作的美国人感到不太舒服。此外,《伦敦书评》给许多西尔弗斯也想发表的作者造成了压力,双刊加在一起的销量也不是那么让人兴奋。反正,在袋鼠的袋子里出了几期之后,对负债的‘担忧和紧张’日益加剧,《伦敦书评》被推出了袋子。这时我得到了一笔遗产,我很愤怒,我不想要钱,不想成为那个继承人。于是我给钱找到了用处。”1980年5月15日,卡尔·米勒在《伦敦书评》上宣布,从下一期开始,“我们将单独出版,一月两期”。

文人编杂志拿手,搞经营可是另一码事。1982年尼古拉斯·斯派斯(Nicholas Spice)成了缺雇员、缺营销知识的《伦敦书评》的出版人,从来没干过杂志出版的他说,这完全是一种信念之举。从起步时主编瞎吹发行量(五千吹成一万五),到1984年春天刊物终于站稳了脚跟,从此逐年稳步上升。最初的一年多里,刊物只有五六个人,挤在伦敦大学学院旁边的一个小书店的一间房里。第二个办公室在贝德福德广场的一个阁楼间,冬凉夏暖,逢雨便漏,屋里堆报纸的地方长了一个能当椅子的大蘑菇。门一点儿不结实,有一晚被毛贼敲了个大洞,打那以后编辑们就把小额现金藏在书架上庞德的书后面。今天,《伦敦书评》的四十多号员工在百花里的小罗素街28号占了整整三层楼,不远处还有自家书店和蛋糕店。2018年,伦敦书评书店开到了上海的思南书局,今年又开到了上海中心的朵云书院。

《伦敦书评》四十年︱在兔子面前晃胡萝卜

《伦敦书评》早期的广告价目卡

刊物要有人吵架才好看,最好是大牌吵架。1981年丹麦思想史家汉斯·阿斯莱夫(Hans Aarsleff)投来一篇评论,攻击了以赛亚·伯林写哲学家维科的文章。卡尔·米勒邀请伯林在同期上发表回应文章——这是《伦敦书评》历史上唯一一次例外。伯林欣然接受邀请,在附信中写道:“我的反诉文好像比控诉文还要长,不过您告诉我不要担心长度(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真是危险的建议)。我知道对读者而言此类学术决斗是纯粹的娱乐,没人在意真相,甚至对争论的点也不明就里,只是喜欢看学者互殴而已。”之后米勒给伯林寄了一张一百二十五英镑的稿费支票,伯林退了回来,说“您能发我这么长的文章对我是恩惠”,表示不能又受人恩惠又得奖励,但他还说如果米勒觉得他礼数太过显得傻,他也愿意再收回支票。米勒没再寄给他。

《伦敦书评》四十年︱在兔子面前晃胡萝卜

以赛亚·伯林的信和他退回的支票

夫妻反目的戏码也不能放过。1982年,作家、评论家阿尔·阿尔瓦雷兹(Al Alvarez)出了一本回忆录《婚后生活:离婚场景》,大量提及前妻乌苏拉·克雷格,卡尔·米勒把书寄给乌苏拉请她评论,不出所料乌苏拉的书评火药味浓烈。大部分吃瓜群众看得津津有味,但身为书评编委之一的科莫德非常不满,他给米勒写信,说刊物的声誉倚仗“不带偏见的评论”,乌苏拉是这世界上最不该评论此书的人,身为编委他必须发声质疑这一编辑选择。米勒回信说:“我不相信‘不带偏见的评论’(科莫德是阿尔瓦雷兹的好朋友这一事实决定了他的倾向),只相信准确的评论……如果阿尔能写一大本书贬低他的第一任妻子,那么发表这一位妻子对此书的聪明讨论也并无不可。”

有一类作者被编辑们戏称为“老改犯”,着名神经病学专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就是。他的文章总是发来一稿又一稿,一会儿补遗,一会儿删节,一会儿勘误,总改个没完。1984年药学史讲师迈克尔·尼夫写了萨克斯新书《单脚站立》(A Leg to Stand On)的书评,他不太相信萨克斯讲的自己在挪威山里突然间一条腿短暂失去知觉的故事。卡尔·米勒看完书评后问尼夫,“你确定就要这样发表吗?”尼夫表示确定。米勒问他用什么标题好,尼夫从“单脚站立”的书名得到了启发,书评标题叫“铃儿响叮当”(It’s Got Bells On,铃铛有提醒注意的意思,也有容易触发警戒的意思)。萨克斯再也没有给《伦敦书评》写过稿。看到这里我想编辑们心里大概也舒了一口气,后来他就去折腾《纽约书评》了。

《伦敦书评》的招牌“日记”栏目始于1982年3月,第一篇日记是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写的,之后的四年里他贡献了二十六篇日记,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一篇是他在精神崩溃后住院期间幻想过的另一种人生。“日记”栏目的要求是第一人称,写人生经历。1987年朱利安·巴恩斯写过一篇日记,抒发了一下他对文学奖及其评委的感想,结论是:“对布克奖唯一的合理态度是把它当成上流版宾果游戏(posh bingo),好比一个在安达卢西亚赶骡子的突然中了西班牙的大胖子彩票。”当时没什么人反对这种看法,巴恩斯很快就忘了这事。新世纪里媒体纷纷电子化,《伦敦书评》的过刊都传上网可以搜索了,突然间“上流版宾果游戏”被好事之徒挖出来大肆传播,以至于“宾果巴恩斯”一度成了他的绰号。在巴恩斯进入四次短名单后终于捧得布克奖时(总算没有像班布里奇那样“五度失意”),媒体最爱问他的问题又多了一个:“你说过布克奖是上流版宾果吗?”之前他们最爱问的是:“你和马丁·艾米斯还说话吗?”

艾伦·贝内特也是“日记”栏目的常客。《住货车的女士》最早就是贝内特的日记素材,后来改编成了话剧和电影,电影版里玛姬·史密斯出演了那位在他家门口的货车里住了十五年的流浪老女人。除了“日记”专栏,杂志每年的第一个月还会摘登一部分贝内特前一年的真实日记,他经历的人和事,对新闻时事的评论。有了播客之后,粉丝们还能听贝内特朗读自己的日记。贝内特评价《伦敦书评》“是少数不愿向肤浅的大众口味低头的刊物,唯一读者友好的是彼得·坎贝尔的水彩画封面”;他也有小抱怨,“它喜欢足球,太遗憾了。我希望日记栏目能更闲话家常一些;我希望写政治的能多照顾一些我这样傻呆呆的金发男子,作者们能开点古怪玩笑活跃活跃气氛就好了。”其实爱耍宝的作者并不少,比如塔里克·阿里就经常假扮穆加贝给书评办公室打电话,或者假装成盛怒的某国大使给编辑部写邮件威胁要起诉。有段时间编辑们甚至怀疑所有的读者来信都是塔里克伪装成各色人等写的。